“正要的采访，外交部也都会出面，”芮成钢在财经频道的一位同事说，“除了把控整个外交礼仪流程，也有对口径的把控，涉及到正界人物，采访提纲也会给外交部新闻司看，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意见。其实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外交部现在也很开放，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也都是善意的。而从经济学理论看，找到一个博弈平衡点，未必不好。”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彭凯雷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芮成钢提问奥巴马，是“央视启动国际化战略的尖峰时刻”，也是“‘经济中国’征战国际话语拳的经典的一刻”，“人人都是外交家！”他兴奋地总结。事实上，芮成钢的节目也的确好几次获得外交部的表扬。“我很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放在这样一个（向国外解释中国的）位置上，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说。
不过，不管是彭还是芮，恐怕也都没法回避批评者的诘问：“这个国家自己内部的对话都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着急发出自己的声音干什么呢？”
微博时代的记者
芮成钢的批评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级推销员”，时时刻刻都在推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外表喧闹，内在空洞，需要用各种大名字来填补自己，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一位22岁的大学生说，芮成钢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思想价謾n薪�60后，代表70后，统领80后，激发90后。比如他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看法，对奢侈品炫富的看法等等，他聊过的很多话题都是其他媒体记者很少提及的。”另一位21岁的大学生则认为他观点独特，问题犀利，说话不拖泥带水，“他传递着外国文化，传承着中华文明，在如今浮躁的社会，带给了人们一丝平和的气息。”
“一个记者到底应该出色在什么地方呢？”芮成钢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我说，“他的采访，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体语言、他的姿态，比如他采访时翘起二郎腿，显得轻松随意的样子，这反而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国崛起时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视给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视的体制也决定了，他很难讨论那些最关键的问题，”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安替说，“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话语意义的，不是新闻意义的。而新闻本身是观点的对抗。”
但安替随即感叹，微博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飘移，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是没有观点的人了，现在，最有名的记者必须是最有观点、最有姿态的记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时代也就这样了，那些批评芮成钢的人也在微博时代纷纷博出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博客时代，一个是微博时代，但真的有区别吗？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