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或许真的不一样了，而今人人都是记者，记者却越来越不像记者，人们不再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阅读他们的观点、情绪、行为——看得见的行为。扎实的报道、优美的文字，还有富有逻辑的思辨，正让位于焦急的只言片语——如果人们认为那些言之凿凿的简单判断和段子就是整个世界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费功夫去啃那些冗长的文章呢？低调和默默无闻也已不是美德，一个个的@，构成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们好像只有在与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动里才能找到自我——却恰恰能够成功。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看，麦克卢汉的预言好像到了今天才真正实现：媒介即信息，形式本身成了内容，传播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传播本身，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姿态胜利了。
芮成钢自己也在批评这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信息透明，最坏是因为人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考能力这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些东西的缺失会导致很多谣言，谁随便编个谣言居然也能让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这些东西。” 不过，他似乎还是很享受眼下的状态，认为累积在他身上的非议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觉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说事，还有人，“你不论怎么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很显然，他也并非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当我偶然提到自己之前做了一些外围采访时，他追问了好几次，“你采访了谁？你还采访了谁？”
我问芮成钢，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是怎么理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又问他，从早期实用主义的引用，到后来更多的理解，你怎么看这个“去工具化”的过程？“什么是‘去工具化’？”他反问。
“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每天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种姿态，”许知远说，“当一个人没有内在价值的时候，他是必须依靠群体来活的。被巨大的拳力和人群所迷惑，是人天然的弱点。对我来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亲近，要看他有没有自省能力，人是要和自己所处的困境打交道、是要反抗你所处的这种境地的。”
外交学院的烙印
芮成钢是外交学院英语系1995级学生，当时英语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个班，两个外交班，一个国际经济班，一个侨领班，芮成钢就读于国际经济班。芮的一位同学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样，而且还是高三……校内活动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上自习，基本上，大学生活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慢慢地学习语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谁上自习的时间少了，会有愧疚感。”她和芮成钢打交道并不算多，“他在校外好像活动多一些，也会有接待的任务。我只能说，他确实挺有才的，外语确实好。”
芮成钢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他相信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博雅教育）。他高中毕业时，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可悲的是，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按照很功利的方式在生活，没有释放天性，找到自我。”到了外交学院，那里状元很多，但“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氛围，部（委）的氛围很浓，有些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就去当参赞了。很不一样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