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之间有时也是如此。芮的另一位同学贾森（化名）记得，以前同学之间吵架，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恐吓对方：“你还想不想留京了？”“外交学院有二十多栋楼，但只有3栋楼和学生有关，校园生活就是在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之间穿行，这里更像是一个机关大院。因为老师也多是外交部系统的人员，所以这里的文化也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贾森后来选择了出国，但外交学院的训练还是在他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在课堂上讨论台湾问题，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三句话，那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种训练的痕迹抹掉。
在国内上学时，贾森听人讲过一个说法——“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95%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那5%，等到别人问他“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你是怎么认为的？）”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应激反应出来的标准答案，大脑一片空白，才意识到，原来，他其实就是那95%啊。
（实习记者王悠对本文亦有贡献）
芮成钢把采访安排在国贸附近，他朋友开的一个家居店里。因为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会面，他迟到了半小时。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紧，以至于《纽约时报》邀请他写专栏（向全球供稿，《纽约时报》本报和其辛迪加旗下媒体都可以采用），他都几乎没时间应付。“他们最早找的是我，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commitment（责任），因为每个礼拜都得写。我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宽松的方式？后来知道他们建了一个portfolio（打包组合），有韩寒、胡舒立等，这样就始终有人从中国这边给他们写。”
他第一篇专栏写的是欧元，第二篇准备写美国大选，“一般常理来说，中国人写专栏都写中国的东西，说说中国这中国那，中国长中国短，分析分析中国的现状，好或者不好。我倒觉得，说说国际的东西挺好，让西方人看看一个中国人对国际事件的评价。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事儿？说中国企业改革？要说也行，不过从variety（多样性）来说，中国人说说欧元的问题，说说罗姆尼和奥巴马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