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当前各界人士对港珠澳大桥前景的质疑，也并非没有清醒、客观的声音，尤其是一些人员、学者的观点值得深思：一是他们认为港珠澳大桥建晚了二十年，如今珠三角西部的货物要通过大桥经香港“出海”的已不多。二是港珠澳大桥没有实施“双Y”（加上深圳）方案，未能提高大桥使用率，降低了大桥的经济、社会效益。三是由于制度的阻隔，协调工作不易，港珠澳大桥开通或难有效推动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的深度合作。
我们对上述的观点颇有同感，尤其是对港珠澳三地正*府协调难问题深以为然。笔者此前也曾撰文指出，三地由于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差别，以及各自城市的利益问题，三地协调机制或难以顺利、有效地建立，各城市之间的人才、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跨市流动和对接也可能难以通畅。
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该如何增强、挽救港珠澳大桥未来潜在影响力和功能？我们认为，如果看桥只是桥，问题自然难解，但如果看桥不是桥，把“功夫”放在桥外，或有助于解决港珠澳大桥的发展困局。
其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建立港珠澳大桥的“厄勒地区”，打造三地科研联盟。
通过大桥打造两岸科研联盟，在世界上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连接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的厄勒海峡大桥于2000年竣工，在丹麦和瑞典的交界处、由厄勒海峡大桥连接在一起的“厄勒地区”上，有来自两岸的9所大学，16.5万学生和1.2万研究人员在此建立了联系、合作。大量研究项目得以跨越国界，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开展，令丹麦和瑞典两国的科研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推动“厄勒地区”发展成为欧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大量高科技项目投资，例如价值14亿欧元的中子设备、欧洲散裂中子源选址瑞典隆德投资。
港珠澳三地聚集了多所全球一流高校，拥有国际水平的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化的贸易与金融人才以及不少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顶级科研人才，科研力量较“厄勒地区”更为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