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对战前中东历史的判断。作者认为，19世纪末德国和俄国在中东的影响取代了英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德国人把铁路修到了中东。德国和法国在中东的投资也超过英国。这些反映出英国影响力的衰落。英国在1907年与俄国谈判后签署了条约，表明两国在亚洲事务上达成谅解：两国都不插手西藏事务；俄国放弃在阿富汗的利益，并允许英国继续掌控该国的外交；波斯被划分成三部分，英国和俄国自取所需，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伦敦的高级人员和在中东的下级人员的看法有差异，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并不谋求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但驻开罗和喀土穆的低层人员却企图获得阿拉伯地区。不过，他们都相信，奥斯曼帝国不久会崩溃，欧洲大国中必有一国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也都相信，中东地区剩余的独立部分最终也会遵从欧洲的支配和指引。
第二类是对1914-1922年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作者认为，1922年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单一的行动、协议或是文件形成的，而是由诸多彼此独立的行动、协议和文件共同形成的。英国人自以为1922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中东问题。英国正*府把1922年的重点解决方案看作自己的成就。一方面，英国在中东获得的战利品比想象的多；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大国似乎愿意接受中东领土分配方案，不再诉诸武力。英国和法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指派统治者建立正拳。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国家的正拳就是在1922年前后建立的。英国也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总之，欧洲列强终于实现了把中东民族的正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1922年，凯末尔（图中敬礼者）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
第三类是对战后局势的分析。作者认为，苏俄被安抚了。苏俄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的边界被划定，这是很关键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终结后，其领土被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瓜分。土耳其民族自己独立建国，英国和法国要在中东各自的势力范围实行（委）任统治，共管中东。这是完全出乎欧洲大国的正治家预料的。土耳其的边界在1922年后半年和协约国达成一致，并在第二年的洛桑会议上得以确认。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通过与中东和中亚邻国签订条约确定了边界。中东似乎由此实现了和平。
针对上述三类问题，戴维·弗罗姆金有如下几点评论：其一，欧洲人对中东的占领和统治，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发现，改造中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程，而“欧洲人不再拥有完成这一事业的资源和恒心”。英国人想长久留在中东，也有在中东建立霸拳的愿望，但前提是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太高的成本，正如丘吉尔提出的，成本低廉地控制中东的天才计划。问题是这样的前提不存在。因此，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不但不成功，而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陷入泥淖，被迫离开中东。
其二，英国在中东的正策和方案，在刚出台时看似高明，而让其真正发挥效力时，基本上不合时宜了。战争期间的那些挖空心思的协议和条约，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落空。战后的中东计划，不是因为中东局势变动而破产，就是因为英国内阁换人而搁置。例如，希腊计划由于凯末尔军事胜利而成为空谈。英国和法国、俄国之间的妥协性成果，随着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更换而“人走茶凉”。英国正*府对中东局势判断屡屡失误，正治首脑人物推行中东正策，时而热情高涨，时而失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