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是“时”和“中”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尚中”是普遍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务时”则是在现实世界中恪守中道的一种基本要求，一个人要恪守中庸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能做到两种者合，能够“时中”。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我们就可以对《中庸》中的这段话进行一个简单的系统认识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首先，君子[4]是有君子之德的，这里的“君子之德”是一种具体的“中庸之德”：无所偏废，允执厥中。这种德建立在对“礼”的一种遵循上[5]，社会动荡，诸侯征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失去了礼乐的规制，僭越礼仪而又不能尽仁义。而重建秩序的重要一步，就是重新把人和社会引导回“中庸之道”上面来——遵循礼制、恪守道义。作为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人格（圣人、贤人、君子、小人）之一，儒家所提倡和重视的君子，必然拥有和恪守这种中庸之德，所以“君子中庸”。而“反中庸”的小人，在实际的为人处世中，就无法做到“合乎中道”了。对于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常之理”，君子是“能体之”，小人则不这样，小则有所偏失，大则丧乱倾国。其次，就主观动机而言，君子对于中庸的“能之”和“体之”首先是一种能力，其次是一种态度。君子必然身体力行中庸之道并推行之，而小人就可能“反是之”，“八佾舞于庭”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所以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有了之前的诸多梳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就更加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了。君子能够恪守中庸之道，是因为他们是君子，拥有君子之德，能够克己复礼，行仁行义，同时，他们能够做到“时中”：君子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中，具体、灵活地给予事物对应的认识，不过至始至终又能够恪守不偏不倚之道，做事无所偏废，不致极端，即“随时以处中”。
那么作为君子对比的对象，“小人之中庸[6]也，小人而无所忌惮也”也就可以在此意义上得到解释。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君子之德，贪利好欲，贼人相侵；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无所忌惮。而无所忌惮的对象是什么呢？如前文中所说的，首先是小人对于礼的“无所忌惮”，君子能知礼而行之，小人则不能，一来是“不能之”，一来是“不体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中庸章句》），小人不知这种“随时而处中”的君子之道，所以“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中庸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