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时期，不存在降低投资率的要求。因为那时候他们的产品会不断通过销售到海外市场而获得财富流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的投资率越高，先进生产力扩张的速度越快，经济竞争力就越强，财富积累就越快。

        当世界进入现代时期，各国之间再也不能用殖民主义手段开拓海外市场以后，要扩大海外市场，就只能以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进步为根本手段了。

        可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已经是世界最高，要不断用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只能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成果出现的不可预期，决定了他们的科技进步必然会出现阶段性停滞。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力进步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停滞。

        如果除了发达国家以外，没有其他的国家的生产力进步的存在，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竞争力减弱的现象——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自由贸易理论，要求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生产力进步的要求，无条件放开市场，为的就是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永远停留在落后阶段。

        尽管按照财富理论，这样发展中国家必定会越来越穷，于是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会越来越相对萎缩，经济危机的爆发频率与严重程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可是由于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地会有后起的国家在生产力进步基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后起的国家因为有先进国家的科技可以直接引进与学习，科技进步的速度可以很快，于是生产力进步可以很快。在这个条件下，结合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济竞争力就会比先进国家强。于是，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份额就会越来越多地被后起国家占去。世界市场上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地流入后起国家。

        世界市场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流入后起的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财富流入减少，于是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资本利润空间会趋于萎缩。资本利润空间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意愿的降低，当然投资率也就会降低了。

        所以，西方国家的投资率低，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恰恰是经济规律决定下必然出现的，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现象。

        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然要通过加大投资，用先进生产力淘汰掉落后的生产力，来增强经济竞争力。即使是在被认为“产能过剩”的环境下，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也绝不能减缓。

        所谓的“过剩产能”，指的是在经济竞争中失去了财富效应的资产，是生产效率低下的表现。人们不应该因为这些产能的存在，就放弃对于先进生产力资产的投资。

        因为这么做的结果，必然是让落后产能得以苟延残喘，延误生产力进步的进程。最后是让发达国家的资本用先进生产力来淘汰你的落后生产力，让财富流出国外。 所以，在中国今天的经济阶段，如果人为地降低投资率，无异于自毁经济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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