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造时王雪冰等人的分配就已成定局，史玉春说，他们这一批1972年“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大学生中，有1/4属于代培生，作为外贸系统子弟的王雪冰按指定分配留到北京的中国银行。不过就算是与王雪冰同在财会部的史玉春与王雪冰也几乎没有联系，王雪冰一直在国外，等王雪冰从纽约分行再回到国内的1988年，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
对自己的幸运及副总经理的位置，王雪冰是否满意无法推断，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是一个否定的暗示。
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是一种很时髦的写作方式，《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第二期上以《出航没有避风港》为题，以王雪冰为主人公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中国银行内部“人们议论纷纷”，震动余波甚至持续到王雪冰事件之后。陈介生对这篇稿子的印象是，王雪冰提高自己，打击别人。
从现在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记者选取一个人物做主角而忽略整体，甚至做些夸张的可能性不应排除;而王雪冰作为事业上小有成就的中年人，借一篇宣传文章获得社会上的认可的可能性也不应排除。
有趣的是，文章开头的几句话颇耐人寻味:“36岁，是一个应该追求稳妥的年龄了，铁马金戈的梦想本该成为过去。36岁的王雪冰却仍沉浸在冒险所带来的亢奋中。”知情人分析说，王雪冰长期在海外分行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更倾向于认同国外的价值标准。而在当时，中国的人员普遍低调，王雪冰此次迫不及待的自我彰显显然是希望引起，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关注。
此后就是一次不寻常的升迁。事后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对记者解释说，提升王雪冰做纽约分行总经理(也有说法是全美地区总经理)是经过了综合考核的。“人事部门征求了意见，包括主管行长、副行长等人”。王德衍那时是檔组带领，他说，“中央有这个精神要培养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的人才，所以当人事部门一级级报上来后，最终就同意了王雪冰的任职。当时我们的考虑是，王雪冰外文和外汇买卖都做得很好。另一方面，美国这个国家不同于日本，日本很讲究资格，美国不大讲究年龄，所以王雪冰被派到美国是有方方面面的考虑的。”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1978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以经验教训的形式披露出来:1978年，伦敦分行经营黄金、外汇远期业务，由于金价汇市走势与预测方向相反，金价上涨，美元汇价下跌，使该行黄金、美元等外汇业务损失约4000万美元。
邱敏姝当时在伦敦，她说:“中国过去是不做这种生意的，无论是黄金还是外汇交易，我爱人(指王伟才)曾建议说，可以适当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易以积累经验。那时美元刚刚开始使用，为了保值也经常买卖，好的时候也有利润可赚。后来总行同意在一定额度内可以做，做得有赚有赔。”知情人说，当时海外行做高风险业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海外行零售业务发展缓慢，为扩大新业务增加收益开始试做外汇买卖和黄金业务，在获利后缺乏谨慎态度，随之扩大业务量，但恰逢市场发生突变而受损失。
这件事在1979年11月总行决定将该项业务亏损划归总行处理时应该就已经划上了句号，但王雪冰在当时《中国青年》的报道中却将此事公布出来。陈介生说，这件事情中国银行实际上是在写行史时，也就是时间过了20余年后才正式公布到社会上来，而王雪冰谈王伟才的失败和他自己的成功时引用此事，一方面影响了中国银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伦敦方面并不知道中国银行这4000万美元的损失，而这一报道也会影响伦敦对中国银行的态度问题。
中国银行原行长助理张国文那时是资金部总经理，知情者对记者说，张国文知道对王雪冰的采访和报道时，已经是文章发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为此张国文对王雪冰有过一次很严厉的批评，但批评结果似乎并不让人满意，“王雪冰只写了一个180字的检查”。
除了这些大是大非上引起的争议，其他针对王雪冰的议论在此之前就有。邱敏姝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在伦敦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过集体生活。王雪冰比较随便。”邱敏姝与王伟才在1979年年底回国，那时王伟才升任中国银行副行长。邱敏姝说回国后关于王雪冰的反映她还是可以听到――王雪冰对个人生活比较计较。“那时我们规定是午饭不出去吃有补贴，出去吃就没有，而出去吃饭也是了解行情，也算工作任务。王雪冰有时不愿参加，宁愿拿那份补贴。”在电话里，邱敏姝评价王雪冰说，他不是很谦虚的那么一个人。这一点在王雪冰写给《中国青年》的信中也可以从侧面有所印证。当时王雪冰提到几处笔误;“庐山会议”应为“1979年，我本人也没参加这次会议――庐山会议是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总经理一级参加的会议”;“文中所说净赚9亿美元，实际是为出口业务所起的保值作用”――文中描写说，“他为这个小小的交易室前年一年便为国家净赚9亿美元而自豪”。